材料一：科举制改变了传统选官制度中自下而上、权力下移的性质。再同以往的察举、九品中正制相比，科举是一种由中央确定标准、决定取舍的自上而下的选官方式。比如说，唐代的“乡贡”，已经完全不同于察举制下的推荐，更不同于辟除制下的自行任免，地方官不再掌握推荐的权力，只不过是奉命行事，按照中央规定的具体选官标准进行资格审查和预选而已。明清的“乡试”，实际上已经成为全部由中央操办的全国统一的分区考试。这种统一的选官标准和方式，排除了地方长官对政策的解释权力，即自行解释人才标准和按个人好恶取舍人才的因素。
—一摘编自刘文瑞、杨柯《试论科举制对中央集权体制的历史作用》
材料二：它是一个由学者组成的统治集团，即文人学士集团。一方面，这一制度为中国提供了一种赢得欧洲人敬佩的有效稳定的行政管理。另一方面也正是这一制度扼杀了创造力，培育了顺从性，只要中国仍相对孤立，在东亚，它就会继续提供稳定性和连续性。但是随着西方的入侵，它转而阻止了中国人做出有效的调整和反应。1905年，它最终被废除。
—一摘编自[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一：儒家倡导“民安国稳”。中国历来重视传染病的防治。秦汉十分注重用法律来控制传染病，用药物防治。秦律规定，凡麻风病人都要送往“疠迁所”隔离起来。东汉时的《神农本草经》提到了用药物防治传染。从魏晋到隋唐时期，疫情发生后，一些官员采取赠药和在交通要道上晓谕药方的办法来加以控制。最重视防疫和治疫的莫过于两宋。朝廷大量修订、编撰和印行医书。由政府出面整理和推广医书和药方，倡导戴口罩，这在全世界都是一个惊人的创举。元明清时期统治者对疫情也比较重视。康熙皇帝还亲自研究天花，大力推广种痘法。竟种种限制，古代防疫控疫的效果远不如近现代，灾难得不到有效遏制。
材料二：在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上，中国人民也曾饱受传染病的痛苦，但是我们并没有因此而退却，而是从一次次的疫情防控中积累经验，提高了整体健康水平。
1910年东北鼠疫的流行对中国现代医学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促进中国初步建立了现代防疫体系，奠定了中国公共卫生的基础。当时有个著名的中国医学家伍连德，采取了推广口罩使用、加强铁路检疫、控制交通、隔离患者、集中火化鼠疫患者尸体等多种防治措施，在短短的4个月就成功控制住了本次暴发的鼠疫。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国家对传染病防治工作高度重视，在公共卫生疾病控制上面取得了很多重大成绩。新中国成立之初，在毛泽东主席的倡导之下，轰轰烈烈的爱国卫生运动在全国迅速地展开，有效控制了鼠疫等突发急性传染病的流行，切实改善了群众的健康状况。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加强医疗队伍建设，改进医疗设备，特别是开发疫苗。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之下，以钟南山为代表的医学专家发明了疫苗，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抗疫成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享受着现代医学和国家英明决策的成果。 ——以上材料摘自《中国防疫简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