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相比于西方国家广泛流行的分餐制，中国人更习惯聚餐。其实，中国人一开始也采取的是分餐制。
《史记》所载的“鸿门宴”故事，就是分餐制的形式。刘邦一行登门拜会，项羽留刘邦等人吃饭，席间，项羽、范增、项伯、刘邦、张良等人分坐于不同方位，这正是分餐制的典型场景。如果他们几个人围着一个桌子吃饭，项庄也就不可能通过舞剑的方式去杀刘邦了，因为那样做项羽也会有危险。
不仅史书记载如此，大量考古发掘出土的实物也证明是这样的。山东诸城出土的前凉“髡刑图”画像砖，体现了汉代人用餐的场景。图中官吏列坐，一人面前放置一份盛有食物的餐具。还有四川郫都区出土的“宴饮舞乐百戏”画像砖，图中有五个人席地而坐，一人面前摆有一案，众人分餐而食。
中国人早期实行分餐制，与家具的形制有关。中国一开始没有椅子、桌子这样的家具，人们通常席地而坐。将杯盘直接放在席子上既不卫生也不雅观，于是吃饭时通常还有一种食案，只是它比较低矮。在汉墓中出土过一幅《宴饮观舞图》壁画，表现的是人们就餐的场景，图中每个人面前都有一个小食案，这种小食案其实就是食盘的变形。颜师古在《急就章注》中解释：“无足曰盘，有足曰案，所以陈举食也。”与食盘不同，这种小食案下面有足，便于放在席上。《后汉书》记载，隐士梁鸿从太学毕业后厌倦官场，还乡后娶孟光为妻，夫妻二人后转徙吴郡，靠帮工维持生计。梁鸿每次回来，“妻为具食，不敢于鸿前仰视，举案齐眉”。孟光举的“案”，就是当时常见的小食案。
魏晋以后，各民族之间加快了交流与融合，受少数民族生活习俗的影响，人们的服饰、家具和用餐器具有了许多革新，进而影响到用餐的形式。与汉人传统服饰不同，少数民族的“胡服”以袖窄、紧身、圆领、开衩等特点而更适合活动，在用餐时不容易碰翻杯盘，也不容易沾上油污。少数民族所使用的“胡床”，类似于人们后来一直用的“马扎”，已经是一种高足坐具了。至少在东汉末年，“胡服”“胡床”等已经传到内地，受到上层社会的喜爱。《后汉书》记载，汉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京城中“贵戚皆竞为之”。
穿着越来越紧身的衣服，坐在更高、更舒服的椅子里，面前是高足的桌子，人们用餐时无疑会感到更舒服。这时，如果仍采取以前的那种分餐制形式，就需要在每个人面前放一张桌子，每个人坐一把椅子，不仅浪费家具，而且室内空间不足够大的话也难以摆开，于是人们逐渐聚拢到一张桌子上吃饭，分餐制向聚餐制悄悄转变。这种情形早在魏晋时期就已经发生了。在嘉峪关出土的魏晋墓室砖画《宴饮图》中，就有四个人并列坐在一个长方形大食案的一侧用餐的情景。到了唐代，聚餐制开始普及，在唐长安韦氏墓壁画《野宴图》中，正中间放着一张方形的桌子，食具全部放在这张桌子上，共有九名男子坐在各自凳子上分三面围着桌边聚餐。
由分餐制向聚餐制转变是一个漫长的渐变过程，除了服饰、家具、食器等方面革新所产生的推动作用外，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也是原因之一。魏晋以后战乱频繁，社会动荡，儒家学说受到玄学等思想的挑战，传统的等级、礼制等观念有逐渐淡化的倾向，用餐形式更趋向实用化，其所承载的礼教色彩有所减弱，这也影响到社会习俗的变革。
（摘编自陈忠海《分餐制在中国古代的演变》）
材料二：
中国人的饮食方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进程。很长时间以来，围桌共食已成为普遍习惯，也是一种文化符号。筷子是传统饮食文化的另一个重要符号，逢年过节亲朋好友聚会，许多人都习惯以彼此夹菜的方式表达情感。围桌共食中来回“穿梭”着筷子，这种场景虽然传递着情谊，但却极大增加了病菌传播的风险。
形成新兴的餐桌文化，离不开多方协作共同努力。首先是政府要积极进行正面引导宣传。杭州建德市制作公筷公勺地方标准，并制作“前端金色、后端绿色，尾部标注有地域文化品牌”的公筷供全市使用，取得了良好成果。面对关系到公众卫生安全的“小事”，政府要拿出实际行动积极作为。再者是餐饮企业要成为分餐而食的推动者。根据《餐饮业分餐制设施条件与服务规范》，各个餐饮企业要践行企业责任，在设施条件、服务规范、卫生条件等方面严格把关，为大众创造分餐饮食的基础设施条件，并引导人们养成正确的饮食观念。
多一双公筷、一个公勺，多一份放心安心。公筷、公勺用起来，分餐进食搞起来，这些文明小节将为广大市民的健康提供更全面的安全保障。每一位市民都可以从自己做起，通过每个人的努力，让“公筷意识”深入人心，让“分餐进食”成为文明标配，养成文明健康的生活习惯，彻底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摘编自薛正文《公筷公勺分餐进食引领文明餐桌新“食”尚》）
材料三：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唾液是疾病的主要传播途径之一。除了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外，合餐很可能成为肝炎、伤寒、痢疾等多种疾病以及幽门螺旋杆菌的传播媒介。数据显示，成人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率高达60%。倡导分餐制不但在疫情期间更安全、卫生，在平时也更符合健康生活的理念。
但传统观念较难改变、围餐更热闹、中餐适合合餐等是一些网民不愿分餐的主要原因。还有声音表示，推行家庭分餐制比推行聚会分餐制遇到的阻力和困难更大。有建议指出，在疫情的影响下，餐饮企业和单位食堂可以率先实行分餐制，社会上加大对分餐制的宣传力度，从服务到理念，提高公众对分餐制的接受度，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到个人和家庭，养成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摘编自韩冰玉《浙江走进公筷新“食”代》）
材料一：
文公出亡，献公使寺人披攻之蒲城，披斩其祛①，文公奔翟。惠公即位，又使攻之惠窦。不得也。及文公反国，披求见。公曰：“蒲城之役，君令一宿。而汝即至；惠窦之难，君令三宿，而汝一宿，何其速也！”披对曰：“君令不二。除君之恶。惟恐不堪。蒲人、翟人，余何有焉？今公即位，其无蒲、翟乎？且桓公置射钩而相管仲。”君乃见之。
或曰：齐、晋绝祀，不亦宜乎？桓公能用管仲之功而忘射钩之怨，文公能听寺人之言而弃斩祛之罪，桓公、文公能容二子者也。后世之君，明不及二公；后世之臣，贤不如二子。不忠之臣以事不明之君，君不知，则有燕操、子罕、田常之贼；知之，则以管仲、寺人自解。君必不诛而自以为有桓、文之德，是臣仇而明不能烛，多假之资自以为贤而不戒则虽无后嗣不亦可乎？且寺人之言也，直饰君令而不贰者，则是贞于君也。死君后生，臣不愧，而后为贞。今惠公朝卒而暮事文公，寺人之不贰何如？
（选自《韩非子·难三》，有删改）
材料二：
冯立，武德中为东宫率，甚被隐太子亲遇。太子之死也，左右多逃散，立叹曰：“岂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难！”于是率兵犯玄武门，苦战，杀屯营将军敬君弘。谓其徒曰：“微以报太子矣。”遂解兵遁于野。俄而来请罪，太宗数之曰：“汝昨者出兵来战，大杀伤吾兵，将何以逃死？”立饮泣而对曰：“立出身事主，期之效命，当战之日，无所顾惮。”因戏欷悲不自胜，太宗慰勉之，授左屯卫中郎将。立谓所亲曰：“逢莫大之恩，幸而获免，终当以死奉答。”未几，突厥至便桥，率数百骑与虏战于咸阳，杀获甚众，所向皆披靡，太宗闻而嘉叹之。时有齐王元吉府左车骑谢叔方率府兵与立合军拒战，及杀敬君弘、中郎将吕衡，王师不振，秦府护军尉迟敬德乃持元吉首以示之，叔方下马号泣。拜辞而遁。明日出首，太宗曰：“义士也。”命释之。
（选自《贞观政要·忠义》，有删改）
[注]①祛，袖口，文中指衣袖。
多假之A资B自C以为贤D而不戒E则虽无F后嗣G不亦H可乎
①今公即位，其无蒲、翟乎？且桓公置射钩而相管仲。
②今惠公朝卒而暮事文公，寺人之不贰何如？
“来而不往非礼也” “（ ）”，是乡土中国礼尚往来的朴素观念，在一些地方却异化成一种愈演愈烈的“人情礼”，发人深省。
人情味是甜的，弥足珍贵。 据记载，在南北朝诗人陆凯折梅花时，偶遇信使北去，于是托付他将花给远在陇山的友人范晔带去，留下了千古名句“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成就了一段人情往来的故事。今天，礼尚往来成为人们相互交往的一种方式，婚丧嫁娶、添丁增口、上梁搬家……寻常日子里的每一次起伏，亲朋好友都会相聚一堂。推杯换盏中，品味的不是酒肉，而是难以（ ）的人情。
然而，人情债却是苦的、咸的、辣的、怪的。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认为，我们的乡土社会呈现出一种“差序格局”，人们习惯以“我”为中心，涟漪般一圈一圈，波纹的远近可以标示社会关系的亲疏。而变味的人情交往，使这种“人情旋涡”越旋越大、越旋越快。“熟人越来越多，朋友越来越少。”一边渴望人间温情，一边抱怨人情寡淡，这样的现象恰恰在呼唤人情味的回归。
要有人情味，别背人情债，关键就是在传统礼俗和（ ）间划出一条线，在社会上形成一个鲜明导向，反对天价人情、天价彩礼，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婚丧大操大办。“化俗不易，贵在因民。”让人情债失去市场，才能让人情味重新回归。让我们走出人情的围城，摆脱人情债的束缚，在新时代的风尚中健步如飞。
（选自盛玉雷《要有人情味，别背人情债》，2018年01月19日《人民日报》）
上联：鸿门设宴，项羽优柔寡断放虎归山养遗患。
下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