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封建社会中，知识本为贵族所专有，但因封建制度的渐趋破坏，贵族的后裔降为平民的日渐增加，知识也因而流入民间。加以王室衰微，政治无主，传统的文化渐已不能支配人心，因此独立的思潮开始抬头，这情形在春秋末期已甚显著。……诸夏文化的范围也随之扩大，并吸收相当成分的外族文化。这些新因素，更刺激新思想的产生。
——摘编自傅乐成《中国通史》
材料二：“百家争鸣”的局面形成了中国古代历史上文化繁荣的鼎盛时代。诸子学说的不少命题成为后代学说的萌芽形态，后来的学者大都从这里吸取思想材料或理论形式，进行改造和发展的工作。
——摘编自侯外庐《中国思想史纲》
材料一：汉初，匈奴越过阴山、夺取河套等地，迫使汉界退至陕北、陇东一线，统治者不得不以防御姿态应对西北边疆。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增强，地方王侯势力被严重削弱，面对匈奴的强大和不断侵扰，崇尚积极有为的汉武帝实施了有力的回击，重新占据了对北方和西北方的统治权，通过修筑边塞，派兵成守，对当地进行了有效的经营。
——摘编自郑承燕《汉武帝对北方地区的经营及其影响》
材料二：通过三次大规模战争，汉武帝先后收复河南地、河西走廊及漠南地区，解除了匈奴对汉朝长期以来的威胁。西汉加强边塞建设，构建了多层次的防御体系。与之相配合，朝廷组织屯田和徙民实边，“皆与犁牛”，调发数万人至西北挖渠饮水，兴修水利灌溉工程。还设置使者校尉等官职保护商旅往来和为过往使节提供食宿，由此架起了西北地区对内对外的桥梁。西汉经营西北的方针为以后历代政权开发边疆提供了基本模式。
——摘编自钟银梅《论汉武帝时期的西北开发》
材料：魏晋时期的“衣冠南渡”
西晋末年，琅琊王司马睿率领一批大臣渡过长江，其中大部分是士大夫阶层和贵族阶层，史称“衣冠南渡”。这一时期北方先进的农业、手工业技术与江南传统生产技术相结合，使得江南经济迅速繁荣。北来大族大部分都是中原的高门士族，而且都是好学玄学有文化的名士，玄学一度成为江南的主流思想文化。对于北人到来，江南名士虽存在着矛盾的情绪，但文化修养与北方大族确实有很大的距离，经过碰撞交流后，他们转而软佩，甚至仿效。南北士族在文化上的融合催生了六朝时代突出的文化成就，如王義之的书法、顾恺之的绘画、南朝石刻、刘勰的《文心雕龙》、范晔的《后汉书》、葛洪的《抱朴子》、法显的《佛国记》等，皆为当时文化智慧之凝聚。以都城建康为代表的文化远播到东亚列国，对日本、韩国、朝鲜一带的文化产生深远影响。
司马容之所以能够在江南重建政权，完全依赖的是北方的大族和江南高门士族。东晋建立以来，高门大族便架空皇权。当南朝皇帝的权力开始回归时，士族政治权力已经走下坡路，所以士族对家族利益的追求更加强烈。当国家危难之际，他们畏缩不前或者变节投敌，为国殉国者很少。
——摘编自贺云翻《长江文化，中华文明的壮丽篇章》等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魏晋时期的“衣冠南渡”。
材料一：汉武帝时，只叫地方长官每年要选举些孝子廉吏，但后来孝廉充斥仕途，别的进仕之路都为之阻塞了，于是大家都争要为孝廉。本来所谓孝廉，一种是孝子，另一种是廉吏。后来规定每郡满二十万户口的只能举一个，如是则孝廉不分，仅成一个参政入仕的资格而已，后来又请托舞弊，逼得朝廷于嘉举孝廉后再加上一番考试。如是则全失却原来察举孝廉之用意。从此以后，无论选举或考试，都是分区定额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地区和经济文化进步的地区，都一样照人口比例来考选。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二：唐代科举制度尚属形成时期，许多制度尚未完善。唐玄宗时宰相杨国忠之子杨喧举试明经，礼部侍郎达奚洵本不欲录取，但终图不敢得罪杨国忠而将杨喧取在高等。”唐德宗时，宰相李实向礼部侍郎知贡举的权德舆推荐私人，要求录取，权德舆未能满足，李实乃开列名单责令录取，否则就要贬官。唐肃宗时，礼部侍郎杨绾甚至要求停罢进士、明经诸科，理由是经科举所选之士，“幼能进学，皆颂当代之诗，长能博文，不越诸家之集。遂相党与，用致虚声”。唐时对科举的批评，主要集中在考生自幼专心读书应举，而所学之内容却无益于事，“所习菲所用，所用非所习”。
——摘编自屈超立《论科举制的政治功能——唐宋与明清的比较》
材料三：唐代科举中，举子在考试前的请托宣传和达官闻人的荐举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并且形成了特有的“行卷”风气。据宋代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载，“唐之举人以所业投献主司。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盖主司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唐代著名人物如韩愈、杜牧、皮日休等人都有“行卷”的经历，有些还成为科场和文坛佳话。如《南部新书》卷中就记载了这样一段故事：唐代的项斯一开始并不出名，于是就将自己的作品投献给了江西的杨敬之。杨敬之十分欣赏项斯的才华，还赠诗云：“几度见诗诗总好，及观标格过于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没过多久，项斯开始在长安声名远扬，第二年登进士第。
——摘编自胡可先《“座主”与“门生”——唐代科举与官场裙带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