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762年，清政府设立伊犁将军，其属员大都从内地满洲官员中调任，皆为武职。其主要职责是统领当地驻军及屯田、巡边等。清政府在乌鲁木齐地区实行与内地一致的州县制；对天山南部的维吾尔族聚居区，基本保留其原有的伯克统治制度，给大小伯克一定品级，让他们管理本民族事务；对亲满的部落各族，则实行礼萨克制度，册封各族中的首领为王公、贝勒等，还减免赋税、赏赐财物。清政府从内地抽调八旗、绿营官兵到新疆携券长驻，在各战略要地和交通要道修筑城堡，这些城堡不仅是军队驻所，后来还发展成为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时在天山南北各交通要道、沿边各山口河道重地设置卡伦（哨所），驻军守卫和巡查，以防止不法分子潜逃和"外藩"部民进入。清政府还在天山南北开展了以大规模屯田垦荒为中心的农业生产活动，使新疆大片万古荒原变成了良田，从根本上解决了新疆军府人员的粮食问题。
——摘编自齐清顺《清代对新疆的治理与开发》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代治理新疆的措施，并分析其作用。
材料：
戊戌变法时期的近代科学教育与晚清政治运动有着密切关系。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通过办报刊、兴学堂、办学会，积极宣传近代科学知识。一大批接受过系统的科学教育的热血青年留学归国，他们热心变法，思想开放，积极奔走，创办了各种科学学会和民间新式学堂。针对传统书院单纯的经史内容教育，学生缺乏创新性以及缺乏科学方法训练的弊病，这些科学学会和新式学堂不但重视学校科学知识的传授，还提倡用求实的科学方法来指导科学教学。同时，维新派认为“凡技艺中有能自出新思，标新立异，自成一家，为他人所不能为者，国家予以文凭，准其专利若干年，五至二三十年不等……不准他人仿效，年岁已届，始准他人如法制造”。……随着“科学”一词的广泛运用，科学教育的内涵也不断明晰并深化，它开始涉及自然科学背后及社会科学本身的客观理性精神，而不仅仅只是停留在技术层面，并有意识地概括科学的内涵。
——摘编自郭海洋《戊戌变法与中国近代科学教育的发展》
材料：
1964年，周恩来总理在访问亚非14国期间正式提出《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推动中国的对外援助进入全面发展阶段。在该原则指引下，中国在继续保持意识形态领域援助力度的同时，努力扩大对非洲等新兴民族独立国家的援助。举世瞩目的坦赞铁路是这一时期中国最重要的援建项目，是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自决策和指导下倾全国之力的世纪工程，更是中国在国际发展领域践行援外八项原则最生动的典范。
在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间，中国的对外援助在重新确立南南合作基本性质，并且继承发展《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精神内核的基础上，紧紧把握"改革"的时代主题，一方面破除计划体制的长期严重束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断推进自身体制机制的市场化改革；另一方面，把服务外交与服务国家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大局紧密结合，促进对外援助与双向贸易、双向投资和"走出去"战略的深度融合发展，为中国特色的对外援助模式增加了全新的时代内涵。
——摘编自俞子荣《不平凡的探索与成就——中国对外援助70年》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60年代以来政府对外援助的变化做简要阐释。
材料一：
中国古代法制在法的规范中也体现礼教价值观，“依法断案”也是“合礼裁判”，在司法实践中往往会遇到违法而合礼教或不违法而违背礼教的行为，即“法外之情”和“法外之非”。“八议”制度是中国古代法制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所谓“八议”，是指亲（皇亲国戚）、故（皇帝的故旧）、功（功劳卓著的人）等八种人的犯罪，司法机关不自行处理，要先交大臣“议罪”，再奏请皇帝最终裁决，古代的诉讼虽然也收集使用物证人证，但更重视口供，以口供作为定案的主要根据。在通常情况下，没有认罪的口供是不能定案的，这就导致刑讯逼供。在中央，秦汉的廷尉、唐宋明清的刑部，一般都要受制于丞相、内阁等中央行政中枢；在地方，秦以后由郡守、县令等各级地方行政机关掌握司法审判。
——摘编自王继尧《论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的演变及特点》
材料二：
1649年1月，英国有史以来最重大的审判即将举行。克伦威尔等下议院议员之所以选择公开审判国王查理一世，不仅仅是为了遵守普通法律传统、防止未来的暴政，更是为了让全世界见证他们进行的是正义的事业。律师约翰·库克在公诉书中开门见山地宣告查理·斯图亚特“受托行使的有限统治权是国家法律所赋予的，此外并无其他来源。从他接受托付时起，他就应实践为人民谋利益的誓言、履行维护人民权利和自由的职责”。随后，公诉书列举了国王的暴政，指出被告“是导致这个国家的无数自由人民被杀的罪魁祸首”。在公诉词的最后一段，检察官宣告：“本人约翰·库克代表英国人民控告查理·斯图亚特的叛国阴谋和其他罪行构成暴君、叛国贼、杀人犯和英国人民公敌，并且请求法庭责令英国国王查理·斯图亚特对上述各点一一进行回答。由此所引发的一切程序、检验、审讯、刑罚以及判决都应当是符合正义的。”1月27日，特别法庭做出判决：本法庭宣判查理·斯图亚特，作为暴君、叛国者、杀人犯和本国善良人民之公敌，应被处以身首异处的死刑。
——摘编自【英】杰弗里·罗伯逊《弑君者：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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