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西周初期统治者以殷纣滥施酷刑为鉴，确立了德治理念，进而提出了“明德慎罚”的法律思想。“明德慎罚”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明德，倡导本阶级伦理道德，并用“忠”“孝”等道德观念教化灌输百姓，使社会成员的头脑中形成预防犯罪的精神堤坝，有效地遏制犯罪。慎罚，在适用法律与实施刑罚时，保持克制与审慎。除不得不杀的重大犯罪外，一般都可以宽缓处理。西周统治者提倡“明德慎罚”，实际上，创造了道德教化与刑罚镇压结合的治国理念与治国模式。
——摘编自樊鸣《论“明德慎罚”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材料二：到汉武帝时期 ，西汉经过“文景之治”的修养生息，国力逐渐恢复，中央的权威达到了鼎盛，出现了很多富商大贾，他们兼并土地，进行买卖，但是国家政策太过于软弱，对于社会出现的弊端无法解决，这时汉武帝决定转变治国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家思想为统治国家的新思想。汉武帝后来放弃战国以来所奉行的严刑峻法策略，改为“礼法并用”，以“德治”为主要手段。在借鉴西周德刑结合经验的基础上，董仲舒以阴阳五行理论和天人感应学说为指导，确立了“德主刑辅”的立法指导思想，这种思想主张得到了汉武帝的肯定，上升为占统治地位的指导思想。
——据马作武《中国法律思想史纲》等整理
材料：
早期儒家尊“劳心”贱“劳力”，孔子认为：“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焉用稼?”认为讲求礼义才是君子之选。孟子提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但孔子的弟子曾子不得已而力耕于泰山之下，颜回也曾亲自参与耕作。汉代，人们开始把耕读相兼的教育思想加以强化。朱买臣“负薪读书”、倪宽“带经而锄”，都是代代相传的劝学励志典故。东汉经学家郑玄“家贫，客耕东莱，学徒相随已数百千人”，与学生一起力行耕读相兼的生活，有“以耕学为业”之语。
——摘编自邵彦敏《中国传统耕读教育浅谈》
材料一：由唐入 宋城市变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是都市空间的扩展。空间的扩展增强了都市的吸纳力，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关键一环。空间的扩展至少具有三维(向)性：一是外延的扩展，使都市的实际区域逐渐向城外扩展，即形成“大都市”(不以城墙为界限)；二是城内封闭式的坊市制度的突破，主要表现为“打墙侵街”“接檐造舍”等，属于内涵的扩展；三是立体空间的扩展，即在占地面积不变的前提下，通过建楼提高现有土地的利用率，以增加商用和民用宅舍使用空间。
——摘编自宁欣《由唐入宋都城立体空间的扩展》
材料二：唐宋时期， 政府出于迫切缓解财政拮据的现实需要，采取鼓励发展工商业的政策，并逐步认可商人的社会地位。财富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和社会分层的依据，以出身为标准的身份等级制的影响力大大削弱。唐末的战乱沉重打击了不断衰落的门阀士族，客观上促进了商人摆脱自身原有阶层的桎梏，一个新兴的富民阶层开始崛起。商人阶层自身也逐步认识到组织行会的重要意义，于是“行”代替“市”成为新兴的社会组织。城市市民开始寻求用联合抗争的方式表达本阶层的观点，为自己发声，市民意识开始觉醒，市民阶层由此萌发。
——摘编自冯兵《隋唐 五代城市社会等级与社会结构变迁》
材料从国 家治理的角度看，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既是最主要的治理目标与理念，也是历代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在“大一统”治理目标下，一体两面的“华夷之辨”和“华夷一体”等观念以及相应的政策制度，为各个政权建立天下秩序和政权正统性提供不同的政治基础与合法化资源，也是中央集权制度下各种因俗而治的治理方式的依据。中国历史上各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紧密联系，为多民族的“大一统”观念和格局奠定了基础；而在“大一统”观念和格局下多民族之间的互动与治理方式的借鉴吸收，则成为中国历史上统一多民族国
家不断发展巩固、治理体系不断完善的重要动力。
——摘编自王志阳《中国通史》
围绕“国家治理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从材料中选一角度，确立一个论题，并结合所学史实进行论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