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经过六七十年的发展，到汉武帝时，经济恢复，国力强势。但边疆匈奴的威胁仍然严重，王国问题影响着中央集权，这些问题都严重困扰着年轻的汉武帝。如何根治新的社会问题，建立大一统的强国，成为想有所作为的汉武帝的治国目标。因而，刘安的《淮南子》宣讲的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已经无法作为汉武帝时代及后世君主治国的指导思想了。
儒家思想地位逐渐上升，直至取代道家思想而成为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董仲舒的作用不可忽视。董仲舒是“识时务的俊杰”，为儒学经学化、官学化、制度化作出了巨大贡献。董仲舒抓住汉武帝“策问古今治道”的历史机遇，提出了新的治国指导思想，被汉武帝及之后的统治者所采纳、重用。汉武帝时代造就了儒学大师董仲舒，董仲舒的治国策略也为汉武帝谋划了汉朝“大一统”的蓝图。
——摘编自朱冠艾、陶立明《两汉儒学经学化的历史启示》
材料一：
唐朝时期国力强盛，对外贸易内容与性质已经发生变化，不再局限于政治色彩浓厚的朝贡贸易，繁荣的外贸要求规范的管理。开元二年（714年），唐玄宗在广州设立了专门管理对外贸易的职官——市舶使。市舶使也称“结好使”，其地位与作用类似于清朝的“海关监督”。市舶使“籍其名物，纳舶脚（对外国船只征收的吨税），禁珍异，蕃商有以欺诈入牢狱者”。但“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自为交通。不得重加率税”。
材料二：
两宋时期，为了加强对日渐繁盛的对外贸易的管理，并增加外贸税收，宋朝开始制定专门的对外贸易法规。元丰三年（1080年），宋神宗制定了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第一部专门的、独立的对外贸易管理法规——《广州市舶条法》。该条法作为广州市舶司运行经验的总结，其内容包括提举市舶司的职责、贸易管理、外商保护等具体规定，已经具备一定的系统性。该条法虽然是针对广州市舶司制定的，但由于“令全国各口岸城市市舶司执行”，因此促进了宋代对外贸易管理法制的整体发展。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朱腾伟《清朝广州十三行法制研究》
材料一：
明长城的修筑开始于洪武元年（1368年），一直到宣德十年（1435年）完工，总计67年之久……修筑长城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进行被动防御，而不是主动进攻，这一消极的防御思想在各个朝代都有所体现。这种城墙高耸以及壁垒森严的思想体现在民族文化心理上，其基本特征就是崇尚和平、知足、保守以及中庸。
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为捍卫京师，熊廷弼以及孙承宗等人在辽西布置，一个以山海关为根本的防御体系由此初步形成。天启五年（1625年），袁崇焕把防线向东拓展，并在这些地区进行城堡的修筑，并派重兵驻守，使得宁远也有所屏障，在这一时期，后金的军队不敢跨越辽河大肆进犯。
——摘编自李永文《明长城的修筑与被动防御》
材料二：
面对“北虏”之患的加剧，长城的修筑体现了明朝试图通过长城来划分南北界限，明确“华夷”边界，保证其统治的合法性和延续性。长城实际上有两种作用：它不但防止外面的人进来，也阻止里面的人出去。中国的政治家们在阻止少数民族自长城之外的攻击时，也十分努力地阻止汉族及其权益向长城以外发展。“华夷之辨”的思想在最大程度上能够满足明朝现实政治的需要，长城由此“应时而生”，明王朝选择修筑长城来维系“华夷之辨”的政治格局，并始终坚守这一界限。
——摘编自李大伟《“应时顺势”：明长城建造的内在驱动力与作用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