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近代早期的英国政府，枢密院作为国家最高防疫领导机构，全盘指导国家的防疫工作；郡治安法官具体领导所在地区的防疫工作；而教区牧师和教会执事则具体负责法令的执行与措施的实施，他们每周要向治安法官递交一份疫情报告，其中包括染病人数和死亡人数。起初法令要求染病住户主动隔离，后来鉴于成效有限不得不趋向制度化和强制化。在大疫面前，英国职能部门与官员大都能忠于职守，兢兢业业。英国君主也经常过问防疫事务并下达指示，而以乡绅阶层为主体的地方官员在接到法令和指示后，往往本着高度负责的精神来组织地方防疫。中世纪愚昧、落后的天谴疫病观念为进步、理性的观念所取代，疫病不再被认为是上帝意志的体现，不再是对人类罪孽的惩罚，它只是一种生理病痛，只要措施得当是可以战胜的，这为医生等专业人士走向防疫前台提供了机会。有学者估算，在16、17世纪的防疫斗争中，政府投入与私人募捐投入的经费总计为33800磅，与同期欧洲国家相比，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摘编自陈凯鹏《近代早期鼠疫在英国消退原因探析》
材料二
1950年，卫生部成立中央防疫总队，下设6个防疫大队。1952年12月，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提出“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方针，要求发动群众、宣传群众，让群众自己起来同疾病和不卫生习惯作斗争。各地广泛组织清洁卫生运动，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在全国各地建立卫生防疫站，开展疾病控制、卫生监督、卫生监测等工作。1954年，第三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明确，应逐步建立国家的监督制度。1955年，卫生部颁布《传染病管理办法》，规定对18种传染病的管理办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总结全国卫生防疫机构建设经验的同时，国家决定建立中国预防医学中心。从此，从国家预防医学中心到省、地县及各部门卫生防疫站，基本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卫生防疫组织体系。1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国卫生体制改革进入了全面启动时期。2004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以法律的形式对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在防控传染病工作中的职责做出了明确的分工。同年，国家传染病与突发公共卫生网络直报系统运行。
——摘编自王碧清《中国疾病预防控制60年》
材料
“禄胥吏”是“熙宁新政”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仓法关联配套，在加俸养廉的同时，对贪渎的行为进行打击控制。在神宗朝之前，胥吏中多数毫无俸禄可言。王安石指出，在旧的财政体系中，大量管理成本和注意力被用于“生事以取赂养吏人”，这样不但增加了百姓的负担，更重要的是产生大量无益全局，却方便胥吏从中牟利的事务，使信息壅蔽、事项丛脞，反而妨碍机务。另一方面，又会出现“近则太洋，远则太略”的弊端，因为远事无利可图，而近事却方便套取贿赂。决定对仓库管理及诸司吏员公人增加薪俸，而约之以严刑峻法：“乞取有少多，致罪当有轻重。今一钱以上，论以一法，恐未善。又增禄不厚，不可责其廉谨，宜岁增至一万八千九百缗。在京应千仓界人如因仓事取受粮纲及请人钱物，并诸司公人取受应千仓界并粮纲钱物总计赃钱不满一百徒一年，每一百钱加一等；一千流二千里，每一千加一等，罪止流三千里。其过致并与者，减首罪二等。若许赃未受，其取与过致人，各减本罪一等。已上人，仍亦许陈首免罪、给赏。”
——摘编自雷博 俞菁慧《北宋熙丰时期养育与约束并重的吏治体系改革》
材料
1935年10月，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战争发生后，埃塞俄比亚一再诉诸国联，期望国联主持公道。在国际舆论的强大压力下，仅仅4天之后，国联就宣布意大利为侵略者，并决议对意大利实行制裁。这是国联在其全部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宣布一个国家为侵略国家，并通过制裁决议，心是国联第一次援引《国际联盟盟约》的规定做出的集体安全的决议。这一行动本身以及它在舆论上的效用和影响应该得到充分肯定，这是一种进步，也算得上是国联的实绩之一，在国际法上开创了具有重要价值的先例。如果这一决议能够在关键点上落到实处，不仅将直接对意大利的侵埃战争起到制约作用，也将对当时正在世界上蔓延开来的法西斯侵略祸水是个严厉的警告。然而，国联虽然禁止其成员国向意大利输出武器装备、提供贷款以及输入货物，但却未把石油等重要战略物资列入禁运清单。同时，国联主要成员国英国亦未对意大利关闭苏伊士运河。
——摘编自杨和平《20世纪：战争、和平与国际法》
材料
顾准（1915～1974），上海人，中国当代学者、思想家、经济学家、会计学家、历史学家。顾准早年毕业于上海立信会计学校。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进入敌后抗日根据地，先后在苏南、苏中、山东解放区做地方财经工作。1949年5月上海解放，任上海市人民政府财政局长、税务局长，并兼任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1953年调北京，在中央建筑工程部任司长。1957年发表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第一次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他的观点启发了当时的著名经济学家孙治方，使其提出了价值规律问题；顾准的观点还影响了吴敬琏等经济学家，他们在30年之后为建立市场经济所作的论证，为改革开放起到了推动作用。后来，他两次被打成“右”派，仍然坚持理想和信念不动摇。在逆境中，他写下了《希腊城邦制度》和《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等著作，对革命胜利后所遇到的问题进一步进行了思考和探索。
——摘编自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名家前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