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卷号 | 发表文章总篇数（诗、 随感录、通信不计） | 马克思主义相关 文章篇数 | 作者 | 具有马克思主义觉悟与否 |
| 八卷一号 | 18 | 5 | 陈独秀、李汉俊 | 是 |
| 八卷二号 | 15 | 2 | 李汉俊、杨明斋 | 是 |
| 3 | 中俄通信社、郑振铎、李少穆 | 否 | ||
| 八卷三号 | 16 | 9 | 袁振英、杨明斋、沈雁冰 | 是 |
| 八卷四号 | 26 | 18 | 陈独秀、李大钊、李汉俊、 袁振英、杨明斋 | 是 |
| 1 | H.M | 未知 |
材料一：中国古代的国际法则是以行为体的内在联系为基本预设的，将所能接触到的所有民族视为一个有亲缘关系的大家庭，在此基础上建构规范，讲求重义轻利、往来礼仪、互助互谅等。国家间关系就不仅仅表现为利益平衡的结果，国际法也不仅仅靠制裁违法者保障其有效性，而是调和关系、促进合作追求共同体的和谐，并通过“礼”的教化作用使各国内在地遵守国际法律，这伟国际法直正地成为国际社会“公平和美良的艺术”也为国际政治提供了一种更为深刻的检验标准，而不是表现为机械的利益平衡规则或“强行法”等社会价值底线。
——摘编自汤岩《古代中国主导的国际法：理念与制度》
材料二：为了适应新情况罗马的外事裁判官制定了万民法。在《法学辞典》(增订版)中
万民法被定义为市民法的对称，指世界人民共同适用的法律。在部分法学著作中，万民法也指调整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国际公法。虽然这一时期的万民法仍然脱离不了时代、地域以及阶级的局限性，但是它已经具备现代国际法的基本雏形，作为国际法的起点对后世影响深远。
——摘编自李露雅《国际法源流--国际法从西方到世界》
材料：匈奴是游牧民族，以草原为家，处于一种生产与作战合为一体的生产方式，这就使得他们有着很强的机动性。相比之下，汉朝军队的军事行动则颇受限制，尤其是后勤保障难以满足战争的需要。汉武帝采纳谋士建议，设置河西四郡，移民屯垦从事农业生产，如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随着大批百姓西迁，民屯发展很快，增强了汉朝边境地区的经济实力，军事行动也有了较为稳固的依托，战事相对减少，而驻防边疆的大批军队日常消费却依然如故。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减轻军粮运输负担，一些边境将帅，率军利用作战间隙开垦荒地，进行农业生产，首开了历史上军队屯田的先河。游牧民族在军事骚扰不断失败的情况下，他们总结了经验，开始仿效汉人向以农业生产为生活来源的生活方式转化。
——摘编自罗军《论西汉屯田的历史背景及社会影响》
材料：战中，中国作为反法西斯四强国之一，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然而，国外一些学者却认为日本是败于美国、英国和俄国，不是败于中国。国外一些学者之所以忽视或贬低中国抗战在二战中的地位和作用，除了他们对中国抗战的情况不甚了解、囿于某种政治偏见外，还有多方面的原因。在整个反法西斯战争中，作为民主国家
“兵工厂”的美国，通过租借物资的形式先后向盟国提供了近500亿美元的战略物资援助，其中95％以上投在欧洲战场，作为四大盟国之一的中国，得到的仅为1.8％的援助。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盟国曾有过把中国作为未来反攻日本的前进基地的想法，但随着后来中国正面战场显示出来的抵抗力的衰弱，盟国最终放弃了把中国作为反攻日本本土前进基地的想法，“他们出于无奈才支持重庆，其目的也纯粹是不让中国退出战争”。
——摘编自黄爱军《中国抗战在二战中的地位和作用被一些国外学者忽视或贬低的原因》
材料：1918年，留学日本研究哲学归国的大学教授吕澂和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一起以通信的方式在《新青年》杂志上撰文提出“美术革命”论。吕澂大声疾呼美术革命：“我国美术之弊，盖莫甚于今日，诚不可不亟加革命也。革命之道何由始？曰：阐明美术之范围与实质，使恒人晓然美术所以为美术者何在，其一事也。阐明有唐以来绘画雕塑建筑之源流理法（自唐世佛教大盛而后，我国雕塑与建筑之改革，也颇可观，惜无人研究之耳）。使恒人知我国固有之美术如何，此又一事也。阐明欧美美术之变迁，与夫现在各新派之真相，使恒人知美术界大势之所趋向，此又一事也。即以美术真谛之学说，印证东西新旧各种美术，得其真正之是非，而使有志美术者，各能求其归宿而发明光大之，此又一事也。使此数事尽明，则社会知美术正途所在，视听一新，嗜好渐变，而后陋俗之徒不足辟，美育之效不难期矣。”
——摘编自汪洋《艺术与时代的选择-从美术革命到革命美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