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从15世纪晚期开始，英国就展开了长达三百多年的保护主义探求：1485年亨利七世推出了大力支持羊毛工业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1587年完全禁止羊毛出口：1699年通过“羊毛法案”禁止进口殖民地的羊毛制品；1700年英国议会通过一项禁止销售印度棉布的法令。1721年，英国首相沃波尔以提升制造业为目标，推行明确的重商主义政策改革。1760年至1830年是英国产业革命时期，虽然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中提倡自由贸易，但是1815年英国仍通过了新的谷物法，提高了对农业的保护力度，一直到1846年，当英国产业革命已经完成相当一段时间后，英国才通过取消《谷物法》，开始了维护其工业绝对领先地位的贸易自由化进程。
——摘编自张学博《英美历史上的贸易保护主义》
材料二：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两次石油危机使世界经济增长缓慢，贸易保护主义势力在美国不断增强，逐渐形成了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美国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和老贸易保护主义相比，过去主要是通过限制进口来保护国内产业，其手段是构筑高关税壁垒，而现在更侧重非关税壁垒。一些非关税壁垒目前已经成为美国政府干预外贸、限制进出口的主要政策措施。为了实现本国的贸易利益最大化，美国举双手赞成贸易自由化，积极参与GATT和WTO的谈判，同时又不断地带头实施各种贸易保护。1984年美国国会通过的《贸易与关税法案》，1988年经里根总统签署，正式成为美国法律的《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力法案》，都带有浓厚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
——摘编自吴学安《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前生后世》
材料一：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02年，个体商人募集的资金支持了公司的启动，并为公司装备船只和海员，提供贸易用品和资金。政府的特许状赋予公司买卖和建立商埠的权利，政治上畅通无阻，公司代理人集中精力于有利可图的贸易，为了公司利益甚至有权发动战争。荷兰人占领了印尼，他们集中精力从事香料贸易，并在重要的香料产地，实行直接统治。他们将巴达维亚（雅加达）作为贸易中心，吸引来自中国和马来的商船。荷兰人不为土地财产而发动战争，但是要有商人不将香料卖给荷兰，他们就会时其发动进攻。香料贸易的利润，不仅使东印度公司异常富有，也使尼德兰成为17世纪欧洲最繁荣的国家。
——《新全球史》
材料二：1625年，郑芝龙在接收了其义父李旦和其首领颜思齐的两个海商海盗集团后，势力大增，并在福建沿海一带，招兵置船，继续扩大自己势力。面对明朝海禁，他武装维护自身的走私贸易，有时也登陆抢劫富民。1628年，郑芝龙接受明朝招抚。此后，他打着政府的旗号对其他海上武装集团进行征讨，收服各种海上势力。并规定海船每年交300．两白银获得郑氏令旗，否则不能出海往来，仅此一项，“岁入千万计’，．荷兰东印度公司舰队袭击厦门等地，屡被郑芝龙所败，因此也被迫纳税。郑芝龙本身拥有船舶千艘，经常派往东南亚、日本等地贾易。他还曾招募数万饥民开发台湾。其子郑成功收复台湾后，把郑氏集团发展到顶峰。清朝统一全国后，那些利用明末政府控制力减弱之机而兴起的海商集团，在清政府严格控制下已很难再有所作为了。
——摘编自杨磊《郑芝龙海商集团研究》
材料一：家谱是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家族世代繁衍和重要人物事迹的特殊图书体裁，是中国特有的文化遗产。流传至今的家谱至少仍有三万多种，其内容之丰，价值之高，很值得我们今天去了解与认识。“隐恶扬善”是修纂家谱的一条基本原则。
材料二：在现代的侨乡家谱中，都普遍记录了不同时代出洋人的姓名……出洋时间与原因……同故乡故国的联系与贡献等内容。有些还辟有专章、专传介绍，这就为他们的后裔寻根问祖提供了可靠的根据，也就更增加了他们对故国故乡的依恋之情。有人对福建省的家谱资料进行研究，了解到福建移居台湾的最早记载是两宋之交的苏姓。……从有关家谱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移民的人数、成分、原因，他们的婚姻状况布特点及与大陆的关系等。
材料三：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欲考族制组织法，欲考各时代各地方婚姻平均年龄、平均寿数，欲考父母两系遗传，欲考男女产生两性比例，欲考出生率与死亡率比较等无数问题，恐除了族谱家谱外，更无他途可以得资料。”为此他提出广收家谱并对家谱进行研究。
材料一：法国的国旗为三色旗，它曾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象征，三色分别代表自由、平等、博爱。
材料二：有学者说：“若就经济维度而言，18世纪的欧洲显然是首开工业革命先河的英国之欧洲，但就思想维度而言，18世纪的欧洲则无疑是法国之欧洲。……毋庸置疑，法国人有足够多的理由为法兰西文化当年的辉煌感到自豪。……世界各国的人民在提及法兰西文化时，不仅是油然的生敬，而且还每每心存感激。”
——吕一民著《法国通史》
材料三：我们认为这一真理是不言自明的：人人生而平等，并由造物主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才在人们当中设立政府，而政府的合法权力来自于被统治者的同意。无论何种形式的政府，如若无视这个目的，则人民就有权改变它或废除它，并建立新的政府。新的政府应当建立在最能保障人民的安全与幸福的原则之上，并应按照符合这种原则的形式组织它的权力机关。
——《独立宣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