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朱熹理学自上而下，渗入民间。宋代义门现象的兴盛与朱熹理学的大力倡导有很大关系。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义门郑氏”，历经宋元明三代传颂不息，在明代更被朱元璋赐以“江南第一家”美称。其孝义治家的大家庭模式和传世家训《郑氏规范》，奠定了它在中国传统家训教化史上的重要地位。《郑氏规范》中治家、教子、修身．处世的家规族训，以及极具特色的教化实践，把朱熹所倡导的伦理道德落实于行动，成为郑氏家族几百年始终坚持不懈的传统，在乡里传为美谈，并且在乡里间形成良好的睦邻氛围。因此几百年来，历经多次战乱，义门郑氏仍在浦江县保存下来，这一奇迹自有它深厚的社会土壤。
材料二：伏尔泰歌颂理想，推崇文明，希望在清除迷信的“神示宗教”之后，建立起充满理性、自然和道德的“理性宗教”。他认为朱熹理学是“理性宗教”的楷模，是唯以德教人，“无需求助于神的启示”。他在《查第格》这部哲理小说中说，中国的“理”或所谓的“天”，既是“万物的本源”，也是中国“立国古老”和文明“完美”的原因。他觉得中国人“是在所有的人中最有理性的人。”这种以道德规范为准则，使天赋与理性、文明的发展与理性的进步、历史的前进相统一的“理性宗教”是伏尔泰坚定不移的信仰。
——程利田《朱熹理学对欧洲启蒙思想家的影响——兼论中国文明对西方文明的作用》
材料：嘉靖“倭乱”发生后，明朝朝野曾发生过一场禁海问题的争论。……1564年福建巡抚谭纶指出，“世人滨海而居者，不知其凡几也，大抵非为生于海，则不得食。海上之国方千里者，不知其凡几也，无中国续绵丝帛之物，则不可以为国。御之怠严，则其值愈厚，而趋之愈众。私通不得，即掇夺随之。”请求朝廷允许福建商民在近海与外通商。不久，谭纶之后的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民利用隆庆改元政治布新之机，奏请在漳州月港开放海禁，准许中国商民出海贸易。凑议迅速得到穆宗朝廷的批准，从而形成了“隆庆开海，月港开放”的局面。
尽管隆庆初年的开放海禁并不彻底，但民间被抑制的商业活力依然喷涌而出，“于是五方之贾，熙熙水国，熙熙水国，刳艅艎，分市东西路，其捆载珍奇，故异物不足述，而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其殆天子之南库也”。此外，“自纳饷过洋之利开，豪狡之徒咸趋利畏法。故海澄之开禁，凡以除中国之害也。”
材料：1914年3月，在西姆拉会议上，英国代表麦克马洪与西藏地方政府代表以秘密换文方式，擅自划定中印边界走向，即“麦克马洪线”它是英国殖民者与印度政府单方面对中、印边界的非法划线，遭到了国民党政府、西藏地方部门和中国共产党政府的强烈反对。1951年，西藏实现和平解放，西藏政府实行民主改革，却引起印度政府的不安与百般阻挠。1951年，印度趁我国进行抗美援朝战争，派印军大举向“麦线”推进。1954年，印度侵占了中印边界中段、西段约2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1959年3月，印度总理尼赫鲁向我国正式提出领土要求，面积达12.5万平方公里。中国政府为了维护中印友好，对印度的武装侵犯和无理要求，一直采取克制、容忍的态度，为两国和平解决边界问题作出不懈的努力。印度却认为中国的忍让是软弱可欺，而变本加厉地在边界制造事端。1959年10月，印军在东、西二段同时向我边防军发起猛烈炮击，我边防军只得奋起反击。经过两个阶段的反击战，中国边防军取得了重大胜利，但为了和平解决两国边界争端，我边防军全面撤退到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我侧20公里以后地区。后来，我方将缴获的大批武器、车辆、俘虏等分批、分期地全部送还印度，博得了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高度赞扬。
材料：甘地留下了卷帙浩繁的言论记录．内容涉及哲学、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方面。他提出，面时强大的敌人，斗争的唯一武器就是坚持真理与非暴力。他认为，真理是神，非暴力则是追求真理、即认识神的手段，甘地认为这是强者的武器。在印度这样一个种族混杂、宗教信仰多样、种姓隔离和英国实行分而治之政策的殖民地国家，“真理是神”实际上是把印度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众神归一”，用人民大众熟悉、了解的语言和形式，唤起人们在真理的旗帜下不分种族、宗教、教派、种姓团结起来，勇敢无畏地追求真理。这无疑是印度资产阶级借以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吸引群众参加反英斗争的有效武器。同时因为它提倡非暴力，不仅适应了英国殖民统治下人民被剥夺了武装的权利，一直受宗教成见麻痹的现实，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被披着议会民主制外衣、富于统治经验的殖民者接受；不仅能发动群众，又能始终把群众运动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很适合印度民族资产阶级既希望利用群众的反帝斗争以实现自身的政治经济目标，又要防止工农运动的深入发展危及其自身利益的需要。
